专访巴航工业副总裁、大中华地区总裁关东元先生

后者给出法律科学的主要概念和定义，提出一般概念、分类和法律命题。

这是由于权利概念的迻译在东方国家并无完全相对应的、足够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这也导致权利概念作为译词也存在一些固有缺憾。关键是，梁启超通过摄取以日本为媒介的西方思想而形成了一套具有思想个性的自由权利观。

[15]大槻文彦：《箕作麟祥君伝》，丸善1907年版，第101页。[7]这里所说的《万国公法》，是当时美国著名国际法学家恵顿(Henry Wheaton)所著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ofInternationalLaw)(1836年)。第一方面是关于对权利的理解。[57] 梁启超流亡日本初期思想为之一变的面貌也体现在他有关自由权利的用语之多彩的盛况之上。摘要:  权利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移植，构成该概念在近代中日两国之间的一段移植交流史。

与许多法政概念不同，权利一语率先创生于中国，再为日本所引进，这一点可在日本历史文献中找到第一手依据，但考详其具体的移植回路，权利概念对中国而言也可视为一个特别的回归词。[20] 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津田真一郎的《泰西国法论》一书在日本的西方法政概念移植史中的地位极其重要。[49]参见曹康泰：《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立法背景和主要内容》，载《中国应急管理》2007年第10期。

[5]关于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的发展历程研究，参见孟涛：《中国非常法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9—138页。这些法律的修改或制定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不仅仅是医疗物资欠缺，应急预案也严重不足，很多地方不知道如何应对，要么是等待上级指示、要么采取简单粗暴的应对措施。[56]武汉市的三级隔离是指：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定点医院是一级隔离点，隔离和治疗重症患者。

第二，紧急状态自动终止。就在公共卫生法独立发展的同时，紧急状态法也在独立发展，并且率先受到法治的调整，进而影响了公共卫生法，促使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治的形成。

本部分首先研究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治的演变过程，然后研究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治的基本理论观点。我国的权力监督分为两类：正式监督和非正式监督。[35]2009年，甲型流感（H1N1流感）在墨西哥爆发，随后蔓延全球，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宣告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这是《国际卫生条例》经修订实施以来首次宣布的紧急状态。非正式监督是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如果制定专门的紧急状态法，规范会更详细、具体，操作性更强，不然就会如同《突发事件应对法》一样，规定过于抽象，在实践中很难执行。[10]本次疫情表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法律的实施状况比执法检查披露的还要糟糕。[41]德国的比例原则包括三个部分：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均衡原则。四是流行病快速传播，同时影响多个部门。

[5]在实践中，这一法律制度对于已知的传染病突发事件，例如2005年的禽流感突发事件、2008年的手足口病突发事件、2009年的H1N1流感病毒疫情、2013年的H7N9禽流感事件和2019年内蒙古的鼠疫事件，都发挥了有效的治理作用。接受处于隔离或检疫隔离状态的个人要求听证的请求。

[14]本次疫情中，我国政府尽力保障新型肺炎患者的健康权利，这类病人的健康权利处于最优保障的位置。最受社会诟病的就是公众关于疫情信息的知情权在疫情爆发前期未受到保障。

[41]Bernhard Schlink,Proportionality (1), in Rosenfeld Michel and Sajo Andra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pp.727-732. [42][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43页。例如，2020年1月29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制定了《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暂行办法》，该《办法》在形式上与法律文件一模一样，但是不应该认为是地方性立法，因为我国的《立法法》并没有规定议事协调机构的立法权力。[51]武汉市1月23日史无前例的封城之后一段时间的艰难状况，就反映了紧急状态下的仓促混乱。[44]Aharon Barak,Proportionality(2), in Rosenfeld Michel and Sajo Andra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p.743. [45]参见蔡宏伟：《作为限制公权力滥用的比例原则》，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年第6期。第三，立法机构的撤销。第四，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要建立稳定的、明确的领导体制，解决应急指挥部或领导小组的法律地位问题。

除了立法缺陷以外，法律实施的问题更为突出。首先，特别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频率确实非常少，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我国也只有SARS疫情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两起。

[26]具体研究，参见[意]吉奥乔·阿甘本：《例外状态》，薛熙平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3—81页。法律必须要规定紧急状态终结的条件。

[4]2003年SARS疫情的爆发表明这一制度缺陷严重。[14]参见[美]劳伦斯·戈斯廷：《全球卫生法》，翟宏丽、张立新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7页。

[22]Lawrence O. Gostin, Scott Burris Zita Lazzarini,The Law and the Public's Health: A Study of Infectious Disease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99 Colum. L. Rev.59(1999).pp.101-107. [23]William J. Novak, The People's Welfare: Law and Regul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6.pp.208-217. [24]Scott Wasserman Stern,The Long American Plan: The U. S. Government's Campaign Against Venereal Disease and Its Carriers,38 HARV. J. L. GENDER 373,382-90(2015). [25]关于罗马专政制度的详细研究，参见[美]罗斯托：《宪法专政：现代民主国家中的危机政府》，孟涛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28—42页。受到当时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隔离与检疫仍然是遏制传染病流行的基本措施。第一、形式法治的检验 形式法治要求法律具有完备性、明确性、相互保持一致，法律规定能够得到落实。一个可行的做法，就是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常设性议事协调机构，平时负责相关的体制和机制建设，危机来临之际启动应急响应、宣告紧急状态、开展治理工作。

[56]在全国范围内，隔离成了应对本次疫情的主要方式，各地的封路封村封区封城措施将隔离推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4]关于这一事件的介绍，参见谢丽娟：《上海市原副市长回忆1988年上海甲肝大暴发》，载《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4期。

目前，《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动物防疫法》《生物安全法》等等法律都已纳入了修改或制定的工作范围。其次，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可以为特别重大的突发事件治理提供指引和应对方案，避免或减少突发事件爆发之际政府的仓皇失措和社会的恐慌失序，实现全面的依法治理。

中国目前欠缺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治，需要通过多部法律调整紧急状态，建立稳定明确的领导指挥体制，赋权地方和社会，构建全方位的合作框架，强化两类监督，依法进行善后处置。详细研究，参见[美]罗斯托，第43—89页。

在我国，之所以有必要建立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主要有三个理由。这类紧急措施，可以在战争、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等等引发的各种紧急状态中适用。所以，能够调整紧急状态的，只能是法律而不是行政法规。[12]SARS时期暴露出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公共卫生设施的薄弱问题，也没有多大改进。

[20]隔离措施自古以来就有，《圣经》就有对麻风病人隔离的记载。最后，适时结束紧急状态，开展善后处置，尽快恢复正常状态。

[18]参见徐国栋：《罗马公共卫生法初探》，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1期。第一，由启动紧急状态的行政负责人以行政命令或决定的方式予以终结，终结是有标准的，一般要求引发紧急状态的公共卫生事件已经消逝或不再构成重大危险、迫在眉睫的威胁已经过去，等等。

公共卫生法和紧急状态法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都出现于古罗马时期。200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修订后的《传染病防治法》（同年12月1日起施行），2005年国务院制定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